导语：长期以来，教育扶贫被视为促进脱贫、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同时在大规模消除绝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进入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教育领域也从消除教育绝对贫困转向解决教育相对贫困。减贫研究数据库从总结脱贫攻坚中教育扶贫经验与共同富裕背景下解决教育贫困面临的挑战、教育相对贫困内涵与识别标准、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反贫困观的转向、建立教育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四个方面，精选库内文章，助力用户把握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和政策导向。

一、脱贫攻坚中教育扶贫的经验与挑战

1. 中国教育扶贫实践经验

第一，对教育立法保障了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1982年，首次以宪法形式确定在中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成为各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根本遵循。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国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从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2007年春推及全国农村地区，2008年秋推广至全国，至此，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

第二，从政策制定上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机会。自2010年起，国家启动了系列重大项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中国对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同时在义务教育阶段对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两免一补”。另外，中国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给予财政补助。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中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资助，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平等地享受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三，政府在教育供给和均等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2000年的2562.61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36995.77亿元，呈快速上升趋势。201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11%，连续第7年保持在4%以上。在已有基础上，国家还加大了教育领域的扶贫力度，如对贫困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进行改造，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改善校舍和丰富图书资源。同时，兼顾因地制宜原则，在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区，地方政府负担的支出比例较高，而在贫困地区中央政府负担的比例更高。

选自冯贺霞、王小林《缓解教育相对贫困的政策》，阅读更多>>

2. 脱贫攻坚中教育领域精准扶贫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教育领域精准扶贫根据“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围绕在义务教育可获得性和可承受性这两个方面的着力构建基本保障。但从整个人力资本成长周期和教育投资周期角度，贫困地区教育的供给、成本、效益和动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与人力资本绩效整体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对接以及为贫困地区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1）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仍存在系统性的差距，贫困地区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2012年，国家教育财政经费占GDP 4.3%，以后几年一直围绕4.1%波动，当前虽然我国已成功迈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与高收入国家的教育投资力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地区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中也存在差距，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是当地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社会办学和捐赠投入比重较低。

当前教育领域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是保障每个学生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距离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仍不平衡，在一些贫困地区各教育阶段的资源不足、经费短缺等问题依然存在，区域性教育财政投入差异带来的寄宿学校办学条件落后、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偏远地区的教师待遇较低、教师队伍流动性较大。此外，学前教育（0—6岁）作为个人教育和成长的根基，也面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2）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难以完全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

现有的费用资助力度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难以根本解决。教育的直接成本随着教育阶段的增加而增加，逐步成为家庭基本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成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这一完整的教育历程，需要投入学费、书本资料费、培训费、兴趣班、衣食住行费用等直接成本，到劳动力年龄阶段时用于投资教育的时间和金钱替代了打工的时间和收入也会产生机会成本，且近年来间接成本的增速高于直接成本。在既定的收入条件下，一些贫困家庭容易出现因眼前的教育支出负担过大陷入暂时性、支出型或长时间贫困的状态，从而限制了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3）教育回报的长期性和低效率抑制了贫困家庭和地区的投资动力

教育投资的收益期具有长期性的特征，教育投资的过程是连续、不可中断的，如果提前中断学业就会导致教育投资的沉没成本付之东流，对贫困家庭而言，特别是进入初中阶段产生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这些家庭承担着较大的教育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

选自左停、刘文婧《教育与减贫的现实障碍、基本保障与发展促进》，阅读更多>>

3.共同富裕背景下解决教育贫困面临的挑战

（1）城镇产业升级使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转移排斥风险增大

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从长远来看，它从规模优势上必然助推国家产业结构加速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恰恰是知识、智慧、信息、观念、资本等密集化的过程，是供给侧的加速改革，其结果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和对低技能岗位的淘汰，但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又面临着大批人口尤其是农转非人口的刚需就业和生存问题。

（2）风险社会下乡村贫困人口返贫和新致贫的风险增大

教育扶贫将从低维的经济帮扶贫困转向以涵盖知识、能力、观念、心理、情感等为内涵的高维贫困，未来贫困可能更多源于对现有财富的支配性失败。疫情、洪灾等使社会风险日益频发，我国乡村人口在就业、健康、市场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挑战，返贫和新发致贫风险增大，未来要格外警惕“因业返贫”“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四种类型贫困风险。

（3）乡村相对贫困标准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教育扶贫工作难度增加

随着贫困线的动态调整，贫困的相对性特征将更为突出。新教育贫困标准的制定是2020年后我国教育扶贫战略必须首先面临的核心任务。该任务不仅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也是识别教育扶贫对象并科学制定相关扶贫政策的核心理据。

（4）相对贫困标准的波动性将对教育贫困识别机制的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

未来更大体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和更有限的财政投入要求教育扶贫必须更注重精准性。从对象选取、项目开展、资源分配、过程监督到成效评估全流程，从教育贫困识别到贫困内容识别全生态，都将面临追求精准性的挑战，尤其是在贫困变动相对性中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动态工作。

（5）财政紧缩下教育扶贫资金绩效优化工作将更具艰巨性

改革、发展、稳定均离不开财政，全国经济下行叠加减税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同国家其他战略性工作一样，教育扶贫工作必须要过好紧日子。

选自李涛等《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教育扶贫治理研究》，阅读更多>>

二、教育相对贫困的内涵与识别

（一）教育相对贫困的内涵

1.教育是应对相对贫困重要的、基础性的政策工具

绝对贫困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相对贫困则与发展差距关系密切。当前中国即将解决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教育的短板仍然存在。教育发展兼有社会性和经济性。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教育首先应该是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政策，应该始终成为国家投资政策的重点。教育基本需求保障水平的提升可以直接改善社会相对贫困群体的生计状况，特别是对解决儿童贫困具有直接功效。脱贫攻坚我们还发现，通过学校学生影响贫困家庭，教育还是扶贫资源的有效传递手段。

长远来看，教育还要体现发展促进，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相对贫困和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国在解决绝对贫困过程中，重点是以就地的生产资源开发为主；解决相对贫困必须以人力资本开发为中心。教育是应对相对贫困的基础性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着眼于教育的人力资本提升功能，教育要围绕人力资本提升进行发展和创新，增强可及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围绕就业切实发展好学校内的职业教育和学校外的培训和终身学习。

选自左停、刘文婧《教育与减贫的现实障碍、基本保障与发展促进》，阅读更多>>

2.受教育者缺少为了社会共同体利益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并在其中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素质

教育绝对贫困可以理解为由于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匮乏，个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缺少参与劳动分工与社会交换以维持生存需要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教育相对贫困可以理解为能够完成现代社会生产所需的最低程度的教育，但由于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限制，个人受教育程度未达到社会平均水平，处于劳动生产价值链的低端，以及个人在教育交往实践过程中不能得到平等、尊重的对待，遭受贬低、排斥，缺少融入社会交往实践的心理品质。

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相对贫困应理解为，个人封闭于私人利益、脱离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异化了人的本质，社会实践的结果成为反对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限制的存在状态；教育相对贫困可以理解为，教育培养体制存在缺陷，受教育者缺少为了社会共同体利益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并在其中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素质。

选自李玲等《共同富裕背景下义务教育相对贫困识别与长效治理机制研究》,阅读更多>>

2. 教育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以义务教育为例

义务教育各维度的相对贫困标准要根据测量工具的相关技术规定和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确立。以学生阅读素养为例，如果学生的阅读素养测验标准分数未能达到阅读素养精熟度I级水平（国际学生评价项目量表分低于334.8），则视为不具备基本的理解、运用、反思书面文本的能力，否则视为具备基本阅读能力。

表1 义务教育各维度的相对贫困标准

选自李玲等《共同富裕背景下义务教育相对贫困识别与长效治理机制研究》,阅读更多>>

三、新时代教育反贫困观的转向

新时代教育反贫困观的转向对改进教育反贫困政策、优化教育反贫困机制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对教育反贫困成效的评估过于注重评估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尚未把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的提升、自主脱贫能力的发展以及个体的全面发展等因素纳入评估的考量范围，难以全面反映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成效。因此，新时代的教育反贫困观强调贫困群体在教育反贫困政策中的主观感受，注重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动态变化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指人在发展上的自由、自主、自愿，丰富、多样、和谐，以及更新、变化、流动。在全面发展的状态下，人所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愉悦，是人性的满足、个人尊严的确立和自我价值的展现。

选自李献庆《新时代教育反贫困观转向的理论逻辑》，阅读更多>>

四、建立教育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教育投资中的政府的首要责任。

教育的人力资本建设反贫困功能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长期战略，要强化政府在教育投资中的首要责任。治理相对贫困，更需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理念，加大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投资力度来优化贫困地区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分担家庭教育成本缓解家庭教育投资不足的困难。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资源不足问题仍要实行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举措。

第二，继续加强欠发达地区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各地在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教育扶贫政策过程中，要根据当地城乡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将更多的教育资金投放到贫困地区，继续加大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和扶持力度，确保办学经费足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通过改善农村地区薄弱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校园环境和学习条件。

第三，把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纳入国家基本社会福利体系和教育体系。

针对目前贫困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相对不足的问题，要进一步增扩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在提供普惠、优质、公平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公办园的建设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优惠政策，有效解决偏远农村幼儿入园距离远、成本高的问题，缓解贫困地区儿童接受保育保教的就学压力，保障适龄儿童的入园机会和权利。

第四，重视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升贫困劳动力市场参与能力。

职业教育的扶贫效果则体现在短时间内，在中短期内体现出性价比较高的“投入—产出”优势，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应该重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通过政策引导塑造平等的人才观和良性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营造弘扬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

第五，创新学校教育之后和之外的农民能力建设政策和机制。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知识更新换代周期大大缩短，存在教育培训与职业发展衔接脱节的问题，个人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而且一些劳动人口已经没有学校教育的条件或可能，终身教育则是帮助个人适应社会变迁、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有力途径。贫困地区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全国劳动力的平均水平，需要通过学校以外和学校以后的终身学习和能力建设项目持续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适应性，提升他们的劳动报酬，解决“工作中贫困”问题。

选自左停、刘文婧《教育与减贫的现实障碍、基本保障与发展促进》，阅读更多>>

内容时间：2023-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