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有资格参与市场经营的特殊法人，在一般的民法体系中可以被看作与企业或社团并列的“合作社”，但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它的面目依然是模糊的。社会学界对于这种新型组织的研究重心仅局限于这种经济组织中的非经济因素，比如习俗、关系网络、信任、整合或其他文化问题，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类组织？或者说，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想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韦伯〔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65页。将社会组织分为：强制机构、企事业团体和协会，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到底可以归为哪一类呢？史密斯See Smith，John，“Communities，Associations，and the Supply of Collective Good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2，1976.根据联系的紧密程度针对可以产生集体行动的组织类型建立了一个谱系，这个谱系的一端代表着共同体，另一端代表着协会。显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是共同体，也可以是协会。社会学对于合作社的研究还处于缺乏范式的阶段。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出一个具有社会学色彩的整体性把握。具体地说，笔者力求通过类比李猛等人参见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对于单位意象的建构策略，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理解为一种制度化进程的意外后果。

熊万胜: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

仝志辉:仝志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转型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学术专著4部，论文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战略与管理》等权威期刊发表。长期从事农民合作社研究和乡村政治社会研究，对智库和“社会科学研究参与立法咨询”长期关注。2010年在《社科要报》发表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内参，得到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成功组织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的专家内部讨论会，全国人大农委和法工委相关人士参加，国内主要的合作社法研究专家参与讨论。